不必法古出自谁的名言

出自于汉朝刘安的《淮南子》，是其《汜论训》里面的一句话，原文是 “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

不必法古出自谁的名言？

“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这句古语出自汉代刘安的《淮南子·汜论训》。其意思是，如果对人民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制；如果符合实际情况，就不一定非要遵循旧俗。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是西汉贵族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集体编撰的一部作品。《淮南子》有内篇２１卷，外篇３３卷，糅合阴阳、儒、墨、法等各家思想，而以道家思想为主。此书内容宏富、文笔优美，具有深刻的哲理意味，是了解汉初思想的重要典籍。

《汜论训》来自《淮南子》的《内篇》。文章广泛讨论了古往今来治乱兴衰的得失，故以“泛论”为名，而其核心就是一句话：“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故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

现译：就像天下的河流源头不同，但终究归于大海一样，诸子百家的观点虽然不同，但核心指归都是天下能够得到治理。所以，是圣人制定礼乐，而不是用礼乐去框定圣人。治理国家虽有常规，但必须以利民为根本；政令教化虽有常法，但必须以切实有效为最佳。如果对民众有利，就不必非要效法古制；如果适合实际情况，就不必一定要遵循旧法。

《淮南子》当时的政治文化意义？

第一，它清晰地区分了国家治理中，现实政治的需要和典章制度之间的关系。在作者看来，二者之间的关系，前者为本，后者为末；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是有利于民；评价方针政策的根本标准，是能否把事情处理好。相对于这个根本目的与最高准则，一切礼法的规定都是手段而已。

第二，它雄辩地指出，礼法本身就是在流变之中的。个中道理，用《泛论训》中的话来表述，“利于民”“周于事”与“礼乐”之间的关系，乃是“道”与“事”的关系：“圣人所由曰道，所为曰事。道犹金石，一调不更；事犹琴瑟，每弦改调。”治国之“道”的指向是固定的，那就是“利于民”“周于事”；但因为“事”是在永不停息的流变之中，所以“道”在不同的“事”中就有着不同的表现。因此，也就没有固定的成法可以永远去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