橙红橘绿出自哪一句诗

“橙黄橘绿”出自于宋代词人苏轼的“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这首诗是苏轼的《赠刘景文》的后半部分，题目当中的刘景文是苏轼的好友，而且在苏轼看来，是有国士之才的人物。

橙红橘绿出自哪一句诗

橙红橘绿出自《赠刘景文》，全句为：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意思是：你一定要记住，一年中最美的景色正是在初冬的橙黄桔绿时。

《赠刘景文》

宋·苏轼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诗意：

荷花凋谢，连那擎雨的荷叶也枯萎了，只有残菊的花枝还在傲寒斗霜。

朋友， 一年中最好的景致你一定要记住哇！那就是橙黄橘绿的秋天。

赏析：

前两句写景，抓住“荷尽”“菊残”描绘出秋末冬初的萧瑟景象，说“荷尽菊残”仍要保持傲雪冰霜的气节。“已无”与“犹有”形成强烈对比，突出了菊花傲霜斗寒的形象。

后两句议景，揭示赠诗的目的。通过“橙黄橘绿”，说明虽然萧瑟冷落，但也有硕果累累、成熟丰收的一面，这恰恰是其他季节无法比拟的。

古人写秋景，大多气象衰飒，渗透悲秋情绪。然而，这首诗却一反常情，虽为赠刘景文而作，却了无一字涉及刘氏本人的道德文章，所咏却是深秋时节的丰硕景象。在诗人看来，而橘树和松柏一样，是最足以代表人的高尚品格和坚贞的节操。其用意显然是托物言志，勉励朋友要乐观向上，珍惜大好时光，切莫意志消沉、妄自菲薄。

这首诗意境高远，融写景、咏物、赞人于一炉，借物喻人，赞颂刘景文的品格和节操，显露了勃勃生机，给人以昂扬之感，真是浅语遥情，耐人寻味。宋人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评此诗“曲尽其妙”，并把它与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诗中“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两句相提并论。

苏轼为什么会写这首诗送刘景文呢？

带着这个疑问，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刘景文是谁？刘景文本来是北宋名将刘平之子，刘平是开封人，能文能武，曾在朝廷中当过监察御史。北宋和西夏作战时，刘平是守边将领，因和敌人对战孤立无援被俘虏。后来刘平被押解到兴州，“不降而死”。刘平死后，他的几个儿子相继去世，只剩下幼子刘景文一人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在军队里当了个小官。

了解完刘景文他的出身背景，我们再来看看他们是怎么相识相知的呢？

苏轼是第二次到杭州时，认识的刘景文。当时刘景文不是什么大官，但负责的工作却和苏轼气质和个人需求很搭，因为他正是宋仁宗嘉佑间，以左班殿直监饶州酒务的，通俗说也就管酒的，这对于爱做菜也爱喝两杯的苏轼来说，结交刘景文这个志趣相投的朋友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刘景文虽然没像父亲一样当上威风凛凛的大将军，但血脉这种东西或多或少都会延续，刘景文把父亲豪放的个性悉数继承了过来，这一豪放自然又为他与苏轼之间的“建交”提供了性格基础。

刘景文也是个特别有才有个性的人，在才学方面他很喜欢读书并且博通史传，在个人爱好方面他喜欢异书古文，并且对石刻有着极高的热情。刘景文一辈子没当过太大的官，但赚到的钱全部都用来买自己喜欢的书收藏了，所以这是一个绝世书痴啊。同时也体现出他性格中与苏轼相仿的一面，那就是执着，对自己所选择的事物就不会轻易更改意志。

苏轼认识刘景文那年已经五十多岁了，对世界、人生都有了更深入的看法，如此结交下来的友情自然是更坚固更“铁磁”。刘景文与苏轼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两人一见如故。苏轼在《喜刘景文至》中称呼刘景文为“髯刘”，这“美髯公”是啥意思呢？看看三国里的关羽，就大致有感觉了。而在刘景文成为苏轼口中的“髯刘”时，苏轼自己也因为多髯而被称为“髯苏”，这两个颇具洸洸武夫之相的人凑在一起，那简直是传说中的“兄弟相”吧。

二人的结识不仅是因为看书、喝酒、留胡子这样的私事，而是苏轼来到杭州后就来了个大动作，他疏浚西湖并用挖出的泥修了”苏堤“，这一系列大运作中两浙兵马都监刘景文给予了大力支持。于是在宋哲宗元佑五年（1090年）身为杭州太守的苏轼，想到自己这位给力的好哥们，他不仅给他友情，还向朝廷竭力保举，使得刘景文终于实现了官场的小小升迁，并应当时景色写了今天我们分享的这首《赠刘景文》，当时是作为一份礼物赠送给刘景文。

在苏轼看来，别人都道春美夏盛，但他却觉得橙黄橘绿的初冬景色，才是一年中最美好的风光。而橘树和松柏一样，是最足以代表人的高尚品格和坚贞的节操，《赠刘景文》包含丰富深刻的情韵与理趣，表达了苏轼对自己挚爱友人的深情，同时又体现了对自己朋友真诚的勉励与支持。只可惜苏轼这位朋友刘景文，只晋升没两年就死去了，这可真真是造化弄人了，不过正所谓人生的长度远比不过人生的宽度，在苏轼心目中刘景文就是真正的”慷慨奇士“，是让他久久缅怀莫失莫忘的精神支撑。

橙黄橘绿，给单调的纯白冬天，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让人在寂寥的冬天也能感受到勃勃生机。

冬天不是缺少美，而是人们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苏轼能够欣赏冬天之美，可见他十分热爱生活。经历人生前面三季的积累，他们已经可以收获冬季的橙黄橘绿了，哪怕没有年轻人那么青春逼人，他们也可以收获属于自己人生的季节之美。

苏轼的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年），四十三岁的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利用，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又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下狱一百零三日，险遭杀身之祸。幸亏宋太祖赵匡胤时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他才算躲过一劫。

黄州团练副使一职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