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都是谁

“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建安七子，这是一个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群体。他们有着独特的才情和卓越的文学成就，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

建安七子都是谁

“建安七子”是指陈琳、徐干、应玚、孔融、王粲、阮瑀、刘桢这7个人。

建安七子人物介绍

孔融，建安七子之首，年少时曾因“让梨”而名垂天下。曹丕十分欣赏他的文辞，“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及其所善，扬（扬雄）、班（班固）俦也。”据《后汉书》载，孔融有诗、颂、碑文、论议、六言、策文、表、檄、教令、书记等。现存作品只有散文和诗，如《荐祢衡表》、《与曹公论盛孝章书》辞藻华丽；《与曹操论禁酒书》则诙谐幽默；其《杂诗》之二，以白描手法写丧子之痛，哀婉动人。其《郡国姓名离合诗》，分扣“鲁国孔融文举”六字，在灯谜界被尊为文人诗谜的开山之作。

陈琳，建安七子中年长者。汉灵帝末年，任大将军何进主簿，因何进诛宦官事败被杀，陈琳避难至冀州投奔袁绍，起草《为袁绍檄豫州文》，历数曹操的罪状，斥其父祖，极富煽动力。官渡一战袁绍大败，陈琳为曹军俘获，曹操爱其才而不咎，令其与阮瑀同管记室，后又徙为丞相门下督。后来在一场瘟疫中与刘桢、应玚、徐干等同染疫疾而亡。陈琳擅长章奏书记，《饮马长城窟》为诗歌代表作，借秦代筑长城故事，揭露当时繁重的徭役给民间带来的苦难，尤为深刻。

王粲，建安七子中成就最高。年少时，他被蔡邕视为“奇才”，一次去拜访蔡邕，蔡邕急忙迎接，鞋子都穿倒了；蔡邕死后将藏书六千余卷相赠。他的《七哀诗》和《登楼赋》最能代表建安文学的精神，前者写战乱中饥妇弃子场面，揭露军阀混战的惨象；后者是小赋，抒发思乡之情和怀才不遇之愁。他强记默识，与友人同行，读道边石碑，观一遍而背诵之，不失一字；观人下围棋，其局乱，他复为重置，不误一道。他投奔刘表，刘表死后，就劝其子刘琮一起归降于曹操。

徐干，少年勤学，潜心典籍。汉灵帝时期，世族子弟结党权门，竞相追逐名利，而徐干闭门自守，穷处陋巷，不随流俗。建安初，被曹操召授司空军师祭酒掾属，又转五官将文学。数年后，因病辞职，曹操特加旌命表彰。后又授以上艾长，也因病不就。那年瘟疫流行，染疾而亡。主要著作是《中论》，曹丕称赞此书“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其情诗《室思》写得一往情深，感人肺腑。

阮瑀，年轻时受学于蔡邕，被称为“奇才”。他的章表书记很出色，当时军国书檄文字，多出自他与陈琳之手。名作有《为曹公作书与孙权》；诗作有《驾出北郭门行》，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苦难遭遇，语言朴素，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问题。他的音乐修养颇高，儿子阮籍、孙子阮咸，皆后来名人，位列“竹林七贤”。

应玚，擅长作赋，被曹操任命为丞相掾属，后转为平原侯庶子。曹丕任五官中郎将时，他为将军府文学（掌校典籍、侍奉文章），著文赋数十篇。诗歌亦见长，代有表作《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

刘桢，喜爱文学，被曹操召为丞相掾属，与曹丕兄弟颇相亲爱。后因在曹丕席上平视丕妻甄氏，以不敬之罪服劳役，后又免罪为小吏。其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五言诗，言简意明，平易通俗。

建安七子的文学成就

诗歌

“七子”以写五言诗为主。五言诗是直到东汉后期才兴盛起来的新诗体，桓、灵之世“古诗”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已经初步成熟。而“七子”的优秀五言之作，写得情采飞扬，变化多致，使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臻于精美。如徐干的《室思》就比同一题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写得细腻深厚。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等都作于汉末战乱发生之前，其写作时间不一定比“古诗”晚，它们在五言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视。

辞赋

“七子”写了大量的小赋，他们在张衡、蔡邕等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为小赋的进一步繁荣作出了贡献。“七子”的小赋有三点值得注意：

①取材范围更加扩大，题材的普通化、日常化进一步冲淡了过去大赋的贵族性质；

②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更趋加强，直接描写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

③抒情色彩愈益浓厚。对于“七子”的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还特别认为王粲、徐干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赋首”，说他们可与宋玉、司马相如、左思、潘岳等并列。

散文

孔融的章表，陈琳、阮籍的书记，徐干、王粲的论说文，在当时都能独树一帜。它们的共同优点就是曹丕所说的“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贯注了作者独特的气质。“七子”散文名篇有孔融《荐祢衡疏》、《与曹公论盛孝章书》，陈琳《移豫州檄》、《为曹洪与魏太子书》，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王粲《务本论》、《荆州文学记官志》等。“七子”散文在形式上有逐步骈化的趋向，尤以孔融、陈琳比较显著。他们的一些作品对偶整饬，又多用典故，成为从汉末到西晋散文骈化过程中的一个不能忽略的环节。

作品

“七子”著作，原集皆已佚，今独存徐干的政治伦理专论《中论》。明代张溥辑有《孔少府集》、《王侍中集》、《陈记室集》、《阮元瑜集》、《刘公集》、《应德琏休琏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清代杨逢辰辑有《建安七子集》。

历史评价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们在汉末的社会大战乱中，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脱颠沛困顿的命运。后期他们都先后依附于曹操，孔融任过少府，王粲任过侍中这样的高级官职，其余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过，孔融后来与曹操发生冲突，被杀。由于七人归附曹操时间先后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后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徐干、阮瑀在建安初，陈琳在建安五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刘桢、应玚在建安十三年后。

与他们的生活道路相对应，“七子”的创作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诗》、《登楼赋》，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刘桢《赠从弟》等，都具有现实意义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调过于低沉感伤，如王粲《七哀诗》、刘桢《失题》“天地无期竟”等。后期作品则大多反映他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立功业的抱负，内容多为游宴、赠答等；但有些对曹氏父子的颂扬，带有清客陪臣口吻，显露出庸俗的态度。然而，无论前、后期，“七子”的创作都是积极、健康的内容占着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