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代表人物

徽商曾经是中国十大商帮之首，自南宋崛起，到明朝已经发展成为和晋商病句的一支。徽商在岩茶业贸易方面十分出色，直到清末，徽商才走向没落。

徽商代表人物

1、红顶巨商胡雪岩。胡雪岩生性机敏，胆识过人，深谋远虑，不攻近利，最终不仅发迹致富，成为活财神，还以资助清廷、输款筹饷，功在边陲。胡雪岩原本是纯粹的商人，竟然得到清廷特赐戴红顶子、穿黄马褂，实为亦官亦商，这在我国商史中亦属罕见。

2、徽墨名家胡开文。清代我国有四大制墨名家，绩溪汪近圣和胡开文就占了两家，尤以胡开文墨后来居上，成为文房四宝中徽墨的代表，胡开文墨业自1756年起至1956年，前后经历200年，成为国内京、津、沪等数十个城市、集从业人员上千人的大行业，并于1915年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

3、徽商工业创始人胡练九。1941年在绩溪县龙川村创办缫丝厂的徽商胡练九毕生致力于丝绸行业，是我省最早的缫丝企业创建人，是徽商中由商业贸易向工业生产的较早跨越者之一，这是我县徽商群体中工业萌芽的具体表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胡练九提出在重点地区栽桑养蚕，逐步普及全县，并建议县人民政府利用龙川缫丝厂的设备筹建公私合营绩溪县缫丝厂，就是现在的安徽绩溪丝业公司前身，当时的苏联《真理报》曾予以采访报道。

4、江春（1720——1789）字颖长，号鹤亭，又号广达（行盐的旗号为“广达”），安徽省徽州府歙县江村外村人。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八月诰授江春为光禄大夫，正一品，并赏戴孔雀翎，时谓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同业中无不以为至荣焉”。

清代著名的客居江苏扬州的徽商巨富，为清乾隆时期“扬州八大商”之首。因其“一夜堆盐造白塔，徽菜接驾乾隆帝”的奇迹，而被誉作“以布衣结交天子”的“天下最牛的徽商”。

江春一生经营商业，任总商达52年之久。乾隆皇帝在两淮盐运使离京拜见时说“江广达人老成，可与咨商”。能得到皇上的如此评价，可见当时江春的地位之高。

据《扬州画舫录》所记，江春任总商四十年，先后蒙乾隆赏赐“内务府奉宸苑卿布政使”，正一品“光禄大夫”等衔。

1789年，江春在贫困潦倒中黯然辞世，江春晚年家业衰败，关键原因是长年接待皇帝下江南的铺张靡费和无穷无尽的报效捐输。

徽商衰败的原因：

1、摊派赈灾

徽商的主要业务在盐业上，清初，两淮盐纲课税不到200万两，乾隆年间增至400万，嘉庆后期再翻一倍，达800余万。这还是明文规定必须上交国库的数字。至于各地官员衙门的私自征纳、索贿受贿之数不在其内。

当时的摊派也是十分惊人的，名字好听，叫做“捐输”。这里发洪水了要出钱赈灾，那里闹饥荒了，要出钱买粮赈济百姓。从康熙十年到嘉庆九年的一百多年中，两准盐商前后捐输给朝廷的资财达4000万两，每次多则数百万两，少则数十万。

2、助饷

即帮助朝廷开支军费，这名义上是商人自愿，实际上是政府榨取，因为若有的商人不“自愿”，他的商业活动很快就会因别的什么原因而中止，甚至受到更为严厉的刁难而倾家荡产。

嘉庆三年三月到八年一月的四年中，两准盐商助饷达700万两。如此为国为民的好事，是在消耗徽商大量的商业资本的前提下做成的。

3、西方殖民者冲击

1840年战争后，国门打开，西方商品倾销我国各地，徽商明显竞争不过，逐渐落入下风。同时，随着洋商的出现，国内买办阶级勾结官绅，也成了徽商的劲敌。

4、太平天国运动破坏

洪秀全定都南京后，江浙沪皖是清兵与天平天军交战的主要场地，频繁的兵火、抢掠，尸首遍野，庐舍为墟。徽商积累起来的财富被扫地一空，徽州人口大量死亡，都使得徽商失去了发展的基本社会环境，焉能不垮。

5、徽商奢靡浪费

徽商自己的奢靡也是造成其衰落的一大原因。据估计，徽商用于“肥家润身”的钱财占商业利润的一半。赚钱了前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买田造屋。徽商大多从青少年时期出来经商，壮年时发达，年老则落叶归根，将所赚金银置田筑室，安享晚年。有的商人年老不一定回家乡，也会在繁华城市或富腴之地买田造屋，以利子孙。

建祠堂、修坟墓、叙族谱、购买族产和族田，为本家族的香火兴旺投入了大笔资金。歙县大盐商鲍启运捐资购买族产1300余亩。侨居杭州的鲍概等八位商人捐资巨万，建立宗桐，并输族产。进步的经商观念与落后的宗族意愿在徽商身上混为一体。

徽商的五大精神：

一是赴国急难、民族自立的爱国精神。明朝建立之初，北境未安，漠北蒙古残余势力时时入犯，明政府不得不在北方沿边驻扎重兵。为解决军粮问题，政府制定开中法，号召商人输粮于边，政府发给盐引，到内地支盐行销。这是巩固边防、保卫国土安全的一项重大政策。不少徽州人千里迢迢不辞劳苦，运粮输边，早期的徽商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他们能够将个人逐利与赴国急难结合起来，正体现了一种爱国精神。徽商的爱国精神，还突出表现在明中叶的抗倭斗争中，他们或者捐资筑城，募勇抗倭；或者出谋划策，领导抗倭；或者弃商从戎，直接深入杀敌战场。到了近代，为了抵御外国入侵，徽商也踊跃捐资。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徽商的爱国精神。

二是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徽商绝大多数是小本起家，他们穷则思变、奋发进取，毅然走出深山，闯荡四海。可谓岭南塞北，饱谙寒暑之苦；吴越荆襄，频历风波之险。这种创业精神实在可贵。当事业出现曲折时，不少人一蹶不振，从此销声匿迹，而徽商却百折不挠。史料中记载“徽之俗，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

三是审时度势、出奇制胜的竞争精神。徽商善于趋利逐时，即根据市场特点，采取最好的经营方式；也善观时变，即在把握市场信息的基础上，调整自己的经营项目；还能揣度时宜，即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情况，因地制宜，做出种种决策，往往能够出奇制胜。四是同舟共济、以众帮众的和协精神。“和协”是指处理人际关系所应达到的境界。这种精神不仅表现在一家人或同族人中，也表现在一个个的商业团体中。即便在整个徽州商帮内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济、以众帮众，像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从而大大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

五是不辞劳苦、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翻开明清小说，常常见到关于徽商的描写。但在封建文人的笔下，徽商个个是吝啬鬼。如在《三刻拍案惊奇》中就讽刺一个在杭州的徽商吴某，“家中颇有数千家事”，“肉却不买四两”，“只是吃些清汤不见米的稀粥”。甚至在明清笑话中也把徽商作为嘲笑对象，明浮白主人《笑林》中写道：“徽人多吝，有客苏州者，制盐豆置瓶中，而以箸下取，每顿自限不过数粒。或谓之曰：‘令郎在某处大阚’。其人大怒，倾瓶中豆一掬，尽纳之口，嚷曰：‘我也败些家当罢’。”实际上这都是封建文人的偏见，这正反映了徽商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值得指出的是，徽商能节俭，徽商妇更能节俭。康熙《徽州府志》卷二就记述她们“居乡数月，不沾鱼肉，日挫针治缝纫绽……徽商能蓄积，不至卮漏者，盖亦由内德矣。”